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，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、不能腐的防范机制、不易腐的保障机制。
公开透明：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
你如果问一名普通百姓“一名市长权力大吗”，他会毫不犹豫地作出肯定的回答。而你若追问市长手中究竟有哪些权力，十之八九他说不清楚。
“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，其要义就是让权力置于众目睽睽之下，让权力的主人看清、看住权力如何运行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认为。
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（海南）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认为，“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”，关键在于全面推进权力运行的公开化。
全国人大代表、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学群认为，政府的工作全在百姓眼皮底下开展，就可以揭开权力运行的神秘面纱，政府与百姓间的隔膜也会在这暖暖的阳光中消解。对政府优化服务、提高效能来讲，这也是个有力的促进。
“人民的知情权落到地上，监督权才能够实现。”王长江委员认为，把权力置于阳光之下，让人民看着权力运行，就能够对权力形成有力的监督和约束，腐败就不容易产生。
河北省实行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改革，北京市西城区把数千项权力及其运行流程向百姓和盘托出，村务公开在全国各地农村生根、发芽、开花……近年来，党务公开、政务公开和村务公开稳步推进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。
“这个方向是对的，也初步显露出了成效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云南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白保兴说，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，进一步系统研究，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权力公开方式。
权力要公开，前提是要“界”权。“什么权力能用，什么权力不能用，边界应该搞清楚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邓辉认为。
“政府每一项工作的职能都应有相应的要求和标准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河北省保定市委书记聂瑞平建议，要搞标准化建设，比如行政审批事项的内容、条件、时限等，都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标准。
权力的公开应该保持一种常态。“能够依法公开的权力一定都要公开。”聂瑞平代表认为，制度建设要跟上，对公开的内容、范围、机制等作出制度性要求。需要“晒”的内容，必须“晾”在阳光下，这是死命令、硬杠杠。
人民监督：形成对权力全方位看管
“在对权力的约束上，既要重视上级对下级权力的纵向约束，又要注重来自社会公众的横向约束，只有‘纵横交错’，才能真正织起遏制腐败之网。”两会上，如何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，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之一，而人民监督作为重要的实现渠道，更为代表委员们所关注。
“让人民监督权力，是我们党的宗旨的应有之义。”代表委员们说，政府工作报告对此也多次强调，从2004年的“自觉接受人民监督”，到2010年的“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、监督政府”，再到今年的“坚持民主监督、法律监督、舆论监督”，都对让人民监督权力提出了明确要求。
“人民的监督权要落到实处，而非写在纸上。”张学群代表认为，一定要提供有效的渠道，真正让百姓发声。
“政府要提供更多的平台，让老百姓能够参与监督，形成对权力立体的、全方位的看管。”王长江持有同样的看法。
“我们现在已经逐步构建起开放的监督系统，比如畅通的来信来访渠道、投诉电话、民声通道，包括现在各地都在持续推进的社会民主测评、网络举报平台，等等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江西省监察厅副厅长兼省预防腐败局副局长何建洋表示，只有坚持与社会互动共振，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。
近段时间以来，蕴藏在民间的监督力量显现出很大的威力，尤其是在网络“助力”下，一批贪官在网民的“深挖”“曝光”中“现形”。对此，不少代表委员呼吁，各级党委和政府应重视网民声音，使用好网络这个平台，发挥好网络监督的作用。
“国家权力机关也要为人民监督创造条件，比如定期不定期组织人大代表进行暗访或监督检查。”张学群代表认为，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进行监督也是推进人民监督的好办法，而今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就有一个良好开端，“对新任人大代表进行培训，为代表们提高履职能力，有效参与监督创造了条件。”同时，在畅通人民监督渠道的基础上，“要避免违法、无序的监督”。
张学群代表建议，国家可以从顶层设计上，制定人民监督权力的具体规则、制度，并落实到相关部门、具体工作之中。
法治限权：靠良法刚性约束
怎样将“制度”转化为“笼子”，而什么样的制度才能够彻底关得住权力？
3月9日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信春鹰在记者会上说，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，就是要通过立法，强化制度的刚性约束。一方面，保证权力特别是公共权力能够行使；另一方面，在制度设计上通过一些渠道，使公民、组织、法人有机会、有手段、有条件保护自己的权利，这个“笼子”就是法律制度。
近年来，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围绕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，制定和修改了刑法、刑事诉讼法、公务员法、行政监察法、反洗钱法、政府采购法、招标投标法等，从不同角度对国家公职人员行为进行规范。
对此，全国政协委员、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巩富文认为，与当前反腐败形势相比，反腐败立法还没有及时跟进，反腐败法制还不够完善、不够系统。“认真梳理现有的反腐败法律法规制度，建立一套完整、系统、严密的法律体系，将有利于从根本上推动反腐败工作的开展。”
与巩富文委员持有相同观点的代表委员不在少数，王长江委员便是其中之一。在他看来，现有的反腐倡廉制度仍缺乏体系性和系统性，需要加强制度顶层设计，从权力运行规律的高度来把握反腐倡廉制度建设。
加强立法、完善制度，毫无疑问，制度只有够系统、够严密，才能真正关得住权力。然而，需要注意的是，仅靠“良法”，未必能够“善治”。
“检察机关在查办案件工作中发现，许多案发单位都制定了相关的制度规定，不少人是因为没有按照制度照章办事导致职务犯罪行为的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局局长林志梅说，“必须切实提高法规制度的执行力。”
那么，如何提高法规制度的执行力呢？“监督！”林志梅代表的答案很简单，“要强化监督，形成对权力的刚性约束，同时对违反法规制度行为的严惩不贷。”
“提高反腐倡廉法规制度的执行力，领导是关键，尤其是中高级领导干部应该作表率、带好头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安徽省监察厅副厅长蒋厚琳说。
“从制度上规范约束权力，强化监督，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朝克说，只有把群众的反腐热情和巨大能量纳入制度的轨道，推进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，才能釜底抽薪、直指要害，持久发挥打击和遏制腐败的有效作用。
源头治理：预防腐败治未病
扬汤止沸，不如釜底抽薪。
“在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的同时，还要加大预防腐败的力度，注重从源头上防治腐败，深化腐败问题多发领域和环节的改革，最大限度减少体制障碍和制度漏洞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河南省监察厅副厅长孙运锋说。
全国人大代表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、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黄道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，随着国家建设、重大项目的推进，投资大、项目多，中央转移支付资金越来越大，创新体制机制制度，从源头上防治腐败，显得越来越重要。
“去年，我们下放了7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。” 黄道伟说，广西建立了自治区、市、县、乡四级联网的政务服务中心，集中开展了5次大规模行政审批项目核减工作，目前，行政审批事项比2007年减少54.4%。“这样一来，既提高了效率，减少了群众没必要的来回奔跑；同时，也有效遏制了请客送礼、不给钱不办事、给了钱办坏事的现象。”
“从源头上防治腐败，需要进一步加强廉政风险防控工作。”何建洋代表说。
“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，主要集中在以人、财、物管理为核心的干部选拔任用、行政审批、公共资源配置、资金管理、行政执法等岗位。”何建洋代表告诉记者，他们在全省开展了风险岗位廉能管理工作，目的就是以涉及权力运行重要领域、关键环节的风险岗位为重点，着力加强“廉”、“能”两个方面的管理，健全和完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和效能提升机制，努力使岗位风险最小化、廉政效能最大化。
他们按照“职权法定、程序法定”的原则，对岗位权力事项逐项梳理审核，理清权力事项，明确岗位责任主体、服务承诺和廉能要求，摸清了岗位权力底数，编制并公开了岗位职权目录，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。
“查找风险点一定要认真、细致、动真格。”何建洋代表说，他们采取自己找、群众提、互相查、领导点、组织评等多种方法，全省共查找岗位风险点85万个。针对查找出的各类岗位风险，及时查漏补缺、建章立制，共制定制度13万多项，有效堵塞了制度漏洞。
“更加有效地预防腐败，必须研究并实施体制机制制度创新。”代表委员们认为，解决腐败问题，根本的办法还是推进改革。比如，防止行政权力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违规干预，要靠深化行政体制改革、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来解决；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，要靠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来解决；促进公正高效廉洁司法，要靠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来解决。总之，就是要瞄准关键点，力争改革取得新突破。
科技手段：“无情”电脑管住“有情”人脑
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，违纪违法行为日益复杂化、隐蔽化、智能化，防治腐败工作面临新要求、新考验。
“注重运用科技手段防治腐败”，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提出了明确要求。两会上，部分代表委员也认为，要不断提高反腐倡廉工作科技含量，充分发挥科技手段在反腐战场上的作用。
“运用现代科技手段预防腐败是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内容，是规范行政权力运行、促进依法行政的重要手段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。
姜异康告诉记者，山东正在着手建设电子政务服务、行政权力监察、公共资源交易监察、公共资金监察、廉政舆论监督、党风廉政教育六大电子平台，将形成纵向贯通省市县、横向涵盖各领域的预防腐败网络。
“不论腐败形式如何更新换代，其根源还是在于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。”王长江委员说，必须充分发挥科技在反腐败中的积极作用，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程序严密、公开透明等特点，完善权力配置，规范权力运行，促使权力回归公共本质。
记者了解到，“运用科技手段防治腐败”的有益探索并不少见。上海是起步较早的地区之一，以建筑有形市场、规划国土、政府采购、社保资金、出入境管理为重点，实现跨地区、跨部门、全过程电子监控和动态预警。深圳利用信息技术加强对行政行为的监督，历时8年，打造了覆盖市、区、街道,拥有11个子系统的电子监察系统。
“权力‘线上运行’，有利于实现权力行使的透明化和格式化，使抽象的权力变得‘可视’、‘可控’、‘可查’、‘可纠’，大大压缩了暗箱操作和权力滥用、私用的空间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央纪委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纪检组组长杜鹃认为，“用‘无情’的电脑管住‘有情’的人脑，切实保障权力的科学行使、规范行使和安全行使，这就是运用科技手段防治腐败的目的。”
“当前，运用科技手段防治腐败还存在一些问题，比如，一些地方对其战略意义认识不足；发展不均衡，运用的广度和深度不够；重复建设，各系统之间缺乏有效整合等。”王长江委员建议，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，对运用科技手段防治腐败作出统一设计和科学规划，制定具有指导性、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实施方案，促使运用科技手段防治腐败有序推进。
监督一把手：降低领导干部用权“舒适度”
某省交通厅有四任厅长因腐败问题受到查处，某省3年时间就处理了22名县委书记、县长……充分说明了，当前对一把手的监督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。
就如何进一步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，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们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。
“一家看主，千军看帅。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，重点对象是一把手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军事科学院政治部主任陈金泉认为，一把手腐败案件高发，主要有三方面原因。首先是权力“过载”，一把手既决策又执行，自由裁量权过大；其次是制度有漏洞，虽有各类议事规则，但回避了对决策程序、权限、范围和责任等关键环节的细化量化；最后是监督乏力，在一些地方，上级监督钝化，同级监督虚化，群众监督弱化。
陈金泉委员建议，应适当分解一把手的权力，建立健全决策、执行、监督既相互协调又相互制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。建立健全社会公示、公众听证、民意反映等制度，使决策过程中各个环节的权力运行都置于阳光下，接受广泛的、立体的、全程的监督。
“火车跑得快，要靠车头带。反腐倡廉建设，必须从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抓起。一把手把该负的责任负起来了，把自身管好了，很多事就好办多了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民建中央调研部部长蔡玲认为，各级领导干部既要有自我监督的意识，带头改进工作作风，带头密切联系群众，带头解决实际问题；更要有接受监督的意愿，拓宽监督平台，畅通监督渠道，加强党内监督、法律监督，接受人大和政协的监督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。
“一把手具有工作上的相对独立性和决策的权威性，是拍板定调的人；一把手处于权力核心地位，具有重大事项决策权、人事安排权、财务开支权等，因此必须对一把手的权力进行有效制约和监督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浙江省监察厅副厅长谢双成说，这样一来，会降低领导干部的“舒适度”，却会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。
谢双成委员认为，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，一把手不得直接分管人事、财务、审批、基建等，实行“三重一大”事项集体决策制度和一把手末位表态制度，用制度管住一把手的权力行使。要实施严格的问责制，维护党纪国法的尊严，使一把手敬畏权力、用好权力、服务人民。